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间，以色列蓝白党领袖甘茨承认组阁失败。如果未来一个多月里以色列仍未能成功组阁，则将于明年3月再次大选。而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犹太定居点不违反国际法的表态，或许有助于以色列现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继续执政。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视作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新动态。此言一出，激起巴勒斯坦的极力反对，也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批评。而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表态，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特朗普政府丧失了未来巴以问题“调停人”的角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未来巴以和平的实现，谁又能充当“调停人”呢？

并不新颖的“新表态

蓬佩奥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新表态，实际上并不算“新颖”。从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一直希望能够在巴以问题上推行新的政策。无论是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还是宣布“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再到2018年5月库什纳推出的《经济计划：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愿景》，将巴以问题归结于“经济问题”，都遭到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和反对。
一方面，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言论，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新态度和新观点：巴以问题应当由传统上的“法理优先”或者“道义优先”，转变为“事实优先”。无论是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还是在戈兰高地地位问题上的表态，再到此次蓬佩奥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表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出特朗普要求“尊重现实”的观点，而不再坚持传统上的道义和法理优先。
在特朗普看来，以色列已经“实际控制”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数十年，因此需要考虑到以色列在相关地区的切实利益。而从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看，从2000年以来，以色列国内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向右转”明显，任何旨在全部或者部分放弃以控制土地的政治提议，都可能会遭到国内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挑战，进而引发国内的强烈政治动荡。
比如2017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阿莫纳”（希伯来语“信仰”之意）被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决限期拆除。但是此判决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右翼社会群体，尤其是宗教群体的强烈抗议。数万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展开集会，数以千计的宗教人士和极端人士，不断前往阿莫纳，开始设置路障，力图阻止前来拆除的以色列军警部队。2005年以色列沙龙政府推出的“单边脱离计划”后，大量以色列军警进驻加沙地区，强制撤离加沙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民众，最终导致了军警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冲突画面经过媒体宣传，极大地震撼了以色列民众，作为以色列“子弟兵”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察，竟然与定居点民众发生流血冲突，使得以色列公众十分不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沙龙领导的中间翼政党执政地位的倒台，以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再次执政。
所以，特朗普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的表态，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复杂性，而牺牲了巴勒斯坦人的实际利益。而“阿莫纳”定居点最后尽管被拆除，但是以色列政府在阿莫纳附近组建了新的“合法定居点”，规模更大，实际上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规避了对于阿莫纳定居点的制裁。
另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通过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表态，来助攻明年的总统大选，并且也为当前正在组阁的“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送助攻。若能够保证美国国内犹太选民的支持，将会极大地助力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连任。另一方面，2019年以色列已经举行了两次大选。11月20日，蓝白党领袖甘茨承认组阁失败。以色列组阁进程陷入僵持局面，右翼政党、中间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之间，在安全政策、社会改革和司法改革等议题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很可能会在明年举行第三次大选。在此背景下，如果想要保证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右翼政党需要获得更多的“声望”，而通过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议题进行表态，也很可能成为特朗普的重要考量。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甩锅”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是巴以问题的唯一“调停人”。传统上，美国调停巴以问题的策略，是源自于美国在其他中东问题上的“经验”。
历史上美国倾向于组织冲突双方政治领导人，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以美国斡旋下的双边会谈方式解决主要问题；美国总统、国务卿或者其他的高级政治人物，则负责制定相关的谈判议题，并且组织双方谈判代表进行接触，在关键时刻帮助谈判双方化解矛盾。美国的这种逻辑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埃及-叙利亚“穿梭外交”等重大事件上，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种成功的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被再次尝试复制在巴以问题上，也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巴以和平进程。
但是美国的间接“调停人”逻辑，在2000年之后难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在巴勒斯坦方面，一方面巴勒斯坦内部在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后，并没有能化解内部各个派别的政治分歧，以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政治军事团体之间的内部分歧不断加大，最终导致2007年哈马斯占据的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控的约旦河西岸的分裂；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分歧，使得巴以问题成为了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别争相利用的话题，导致巴勒斯坦政治派别无法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巴以和平也就无法实现。
在以色列方面，同样因国内党派林立导致以色列政府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环境，相比上世纪90年代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和社会团体盛行，右翼政治思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如果以色列放弃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和社会群体，必须要放弃建立一个包括以色列本土、约旦河西岸全境和加沙地区的“大以色列”的主张；与此同时，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后，以色列国内对于巴勒斯坦和平诚意的信任度降低，以色列国内舆论普遍相信，巴勒斯坦人无法也无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近些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话语氛围更加敌对。巴以双方都不断为双方的正式谈判设立先决条件。因此到了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调停巴以问题时期，巴以谈判代表甚至都没有开始双方传统议题，如耶路撒冷归属、约旦河西岸归属、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的谈判，而是在要求对方实现己方“前提条件”的问题上争吵不止，以至于克里的调停进程无果而终。
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优先”即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与国内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复杂和敏感议题，尤其是“花钱多”的议题。巴以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提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多年以来“接受美国援助”，但是却“并不感恩”，因此决定不再直接向巴勒斯坦提供大量援助，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前提条件”，帮助美国以更加轻松的姿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压迫巴以，尤其是巴勒斯坦，接受新的和平路径。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多次作出令世界惊诧的表态和举动。巴勒斯坦本就因内部政治派别分歧而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而特朗普政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合法”等论调更使得巴勒斯坦难以接受和信任美国的调停。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手段主动放弃巴以问题“调停人”身份，希望能够“甩锅”，突出“美国优先”原则。而特朗普也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唯一一个还没有在任期内组织正式巴以和谈的美国总统。

谁来调停巴以问题？

如果美国不再适合担任巴以问题的“调停人”，未来谁将来担任这一角色？
巴以问题已经转变为了非常敏感的“零和博弈”议题，从根本上讲，巴以双方都围绕着与对方的冲突来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身份和政治合法性。在此背景下，调停巴以问题，不仅需要巨大的财力和物质力量为后盾，来对巴以双方内部不同声音进行安抚，还需要丰沛的知识来深刻了解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些在当前都只有美国能够胜任。
实际上，近些年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断游说欧盟、俄罗斯等，希望有新的外部力量来充当新的“调停人”角色，但是目前来看，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和政治力量，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深入巴以问题，取代美国的“主导”作用。
随着特朗普政府不再对巴以问题感兴趣，并无他国有能力有意愿“接盘”，巴以和平的实现，也愈发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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