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内战爆发七周年之际，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公众号将分享和回顾中心主任王新刚教授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系列论文。今天分享的是王新刚教授、马帅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的文章《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能力评析》。

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能力评析

摘要: 1970 年代阿萨德重建政治权威，推进经济改革扩大政治基础，整合社会力量增强政治认同，使叙利亚摆脱了自1946 年独立以来的政治权威衰朽与国家动荡，实现了政治稳定。1980 年代在经历了经济困顿、政教冲突和权力斗争后，叙利亚重新实现稳定。1990 年代，叙利亚面临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双重压力，阿拉维少数派专权，阿萨德健康状况恶化及其长子意外身亡，政治继承问题凸显，国家治理能力急剧衰减。

关键词: 哈菲兹·阿萨德; 叙利亚; 政治重建; 政治稳定; 国家治理能力

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 Hafiz Assad)1970 年执政后构建起独特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他执政期间( 1970—2000 ) 叙利亚摆脱了自独立以来政治权威衰朽和动荡不定的“普力夺社会”( Praetorianism) ，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宗教少数派专权、多元分裂型社会、政权内部争权、权力交接问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双重压力，从内部消解着该体制的治理能力。本文将阿萨德时代政治稳定及其国家治理按时间维度分3 个阶

段，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多层面分析阿萨德时代的政治体制。通过对阿萨德政权治理能力及其衰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叙利亚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构建过程及其本质，进而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当今叙利亚乱局的历史根源。

一、20 世纪70 年代: 阿萨德政治权威构建

1970 年11 月，阿萨德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次年当选总统。阿萨德通过政治体制重建，依靠经济调整扩大统治基础，进行社会整合达到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最终通过个人权力控制与国家稳定的动态结合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治理，由此20 世纪70 年代阿萨德执政的前10 年被称为“成绩卓著的十年”。

(一) 重建政治体制及其权威

1970 年11 月13—16 日，阿萨德通过发动不流血政变登台执政。上台后阿萨德首先对国家政治体制即此前初步形成的一党执政、党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调整。通过修改1969 年临时宪法，将总理内阁制改变为总统共和制。1971年2 月21 日，阿萨德宣布建立人民议会。复兴党临时委员会任命了这届议会议员。3月12 日，阿萨德以唯一候选人和99． 2%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1971 年5 月和9 月复兴党先后召开地区委员会“五大”和民族委员会“十一大”，重组复兴党民族和地区领导机构，阿萨德当选为复兴党总书记，并

在此后历次复兴党民族与地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连任总书记。1972 年3 月，复兴党宣布建立“全国进步阵线”，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叙利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统一运动等组织纳入复兴党控制的体制内。1973 年1—3 月，在复兴党领导下制订并通过永久宪法，正式确认人民议会是国家主体机关，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至此，在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构建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总统共和制国家，从而完成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

为了进一步确保对复兴党的控制，阿萨德清除异己，将老资格领导人打入监狱或流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其前任上司、原复兴党领导人萨拉赫·贾迪德( Salah Jadid) 打入监狱，1972 年暗杀逃亡黎巴嫩的、原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政府领导人穆罕默德·乌姆兰( Muhammad Umran)。由于二人都是阿拉维派，因此阿萨德的举动激起阿拉维派内部的不满，甚至发生针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面对此类规模有限但却强有力的反叛活动，阿萨德恩威并施，一方面将正规军和后备役中的几十位军官革职、逮捕或处决; 另一方面，安抚部分亲贾迪德和乌姆兰的阿拉维派官员，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在赢得了阿拉维宗教领袖的支持后，阿萨德成为全体阿拉维人政治上的最高代表甚至化身。

当然，为了赢得城市逊尼派的支持和体现政权代表大多数民众，阿萨德也坚持在复兴党地区委员会中提高逊尼派成员的比例，如“1970—1980年间，地区委员会中70%为逊尼派穆斯林，21%为阿拉维人，4% 为德鲁兹人和5% 为基督教派”。

(二) 调整经济与扩大政治基础

阿萨德执政伊始即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虽然1973 年宪法再次确认“国有经济主导下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制”，但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权基础，阿萨德注意调整复兴党以往过激的经济政策，停止国有化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缓和社会矛盾，扩大政治基础。

第一，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维护农民利益。复兴党1963 年执政后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将大量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支持政府的主要社会力量。阿萨德执政后，一方面投入巨大物力财力扩大耕地面积，“原本叙利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可以耕种。1970 年开始，由于政府大力建设灌溉工程，促使叙利亚田地的耕作比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5］164。同时，在没收世袭大地主土地之后，按照阿萨德的指示，实行有限的土地再分配，到70 年代末，解决了大约1 /3 或更多的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另一

方面，推行农业现代化，加大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阿萨德时期，农业合作社获得长足发展，合作社向农民提供种子、肥料、技术援助以及市场交易条件。政府还成立了国家农业银行，向农民贷款为了稳定农业市场，政府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农产品来保证农民收益。同时，建设农村电气化工程、购买现代化农业机械等，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这样，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得到了土地，获得实在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摆脱了对传统贵族的依附关系，转而效忠国家，成为复兴党政权坚实可靠的民众基础。

第二，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提高工人收入。阿萨德执政初期，确立了工业优先发展计划，在外援的帮助下，国家对各种工业部门进行了大量投资。“1971—1975 年第3 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投资增加到11． 73 亿叙镑，占国家总投资的18.2%。1976—1980 年的第4 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投资猛增到112． 98 亿叙镑，占国家总投资的20%。”由于对工业的高投入，工业生产获得高产出，“1970—1978 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 6%”。工业生产的增长使得国内商品供应逐渐丰富，同时国民收入增加，降低了对进口的依赖。在工业发展中，另一个有意义的间接成果是培养和使用了大批技术工人以及机械、电气、石油、化学和建筑等行业的工程师。1974 年阿萨德颁布法令，同意给年轻的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增加奖金，以使他们安心工作而不再出走国外。据统计，“自1970 年到1980 年，工薪中产阶级的增长速度超过叙利亚任何社会阶层，大概从160 000人增加到370 000 人，而其中国营部门的人数增长了三倍，从85 000 人到255 000人”。工人阶层在家庭收入、社会保障、退休待遇、医疗保险和技术培训等诸多方面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笼络商人阶层。1970 年以前，复兴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严重挫伤了中产阶层的利益，私人资本信心动摇，大批中小资本转移国外，大企业主则携资本外逃。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阿萨德上台后，重视私人资本，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适度鼓励对外开放。1973 年宪法称容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3 种经济形式并存，强调个体所有制包括个人私有财产，其社会职责是为国民经济服务。“1973 年国有部门资产已下降为56%，私营部门则上升到43.5%。”484这样，在1963 年复兴党革命后部分出逃的富商陆续回国，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1974 年，叙利亚颁布放松经济控制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法令，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私人进口商品和机器设备。随后，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城市开辟自由贸易区，允许私人企业从事进口、加工和再出口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外贸易为商人阶层提供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另外，通过减免税收和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国内外私人资本对制造业和其他亟待发展的部门进行投资。20 世纪70 年代末，私营部门获得较大发展，中产阶层更因其利益受到保护而成为政权的拥护者。

(三) 加强社会整合与政治认同

叙利亚虽然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但却是一个部族、宗教、民族多元并存的国家，进而

对国家认同形成挑战。 而“在正常状态下，只有当国民的认同对象聚集于主权国家本身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实现国家与民众力量的有机融合”。阿萨德掌权后努力通过社会整合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阿萨德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把不同地区、部族、教派和阶层的民众尽可能多地动员起来，接受复兴党的领导。大批阿拉维人、德鲁兹人、基督教徒和伊斯梅利人被吸纳进复兴党，同时对人口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下层民众，这些群体的加入用阿萨德的话讲，就是复兴党已成为“劳苦大众的党”。这向民众，也向世界表明，阿萨德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而非阿拉维派的专权。

在阿萨德体制下，复兴党在各地区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工厂、村庄、街道等都建立起了党组织。复兴党在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行政资源的集中、精英的选拔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文化和教育资源的整合。“事实上，复兴党的组织机构系统性地渗透到当地的社区中，吸纳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平民加入这个精英联盟，最终得以进入当地和地区的权力机构。在各省各区复兴党垄断政治大权，党员是进入政府机关通行证，通过入党平头百姓得以吃上公家饭”，进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复兴党是进入社会上层的重要通道”。

为了进一步整合社会成员，阿萨德有意在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中实行超额雇佣。由于公有部门的福利待遇与社会地位都远高于其他部门，人们对此趋之若鹜，以致“政府的官僚机构与军事情报机构迅速膨胀，将数万叙利亚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纳入国家机器直接控制的范围。1970 年公共部门的雇员包括军事安全机构成员只有236 000人，到1980 年总数增长三倍达757 000 人”。同时，政府努力培养工会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忠诚，通过对工会、各类行业组织达成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阿萨德的另一宏伟计划就是在社会成员中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为此，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努力发展各级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政府在阿勒颇和拉塔基亚新建两所大学，在其他城镇建起5 所技术学院。阿萨德通过教育系统宣传复兴社会主义，促进世俗化与现代化转型，这一方面整合了社会中的年轻群体，使他们获得谋生手段;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年轻人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热情地支持阿萨德和他的政策。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曾指出，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政府能否保持稳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和认可，来消解城市反对力量对农民的吸引力。阿萨德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享有土地保障的同时，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整合、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维护阿萨德政权的利益。合作社的广泛建立，标志着乡村官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延伸。“政府与农村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方面前进了一步，而这种联系又正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为了政治稳定而不可或缺的。”农民合作社囊括了40%的农村劳动力，农民通过国家农业银行获得贷款，这使得他们对阿萨德政权充满感激之情，进而成为阿萨德政权的坚实基础。

社会整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亚非拉国家在建国后势必进行社会整合，其目的是在全体国民中间创造出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文化，以及全体国民的归属感和政治认同，从而创造出维持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凝聚力。”阿萨德的社会整合扩大了国家的权威及治理能力，相对于教派、部落、族裔等，国家的权威性和凝聚力大幅提高。

二、20 世纪80 年代: 阿萨德政治权威受挫

“如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叙利亚的20世纪80 年代也将被铭记为‘错失发展的十

年’。”20 世纪80 年代叙利亚国内经济危机、政教冲突及其政权内部权力斗争一度使阿萨德政权面临严峻威胁。但是阿萨德凭借个人权威与经济改革扭转了局面，重新实现了政治稳定。

（一) 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凸显

20 世纪80 年代初起，经济危机症候开始凸显。经济增长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出现在1979—1983 年间，通货膨胀率在30% 上下波动，部分民众生活陷入极度困窘。1982—1983 年阿拉伯世界相对充裕的经济援助掩盖了至少一半的贸易逆差。然而，伴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阿拉伯产油国出现经济困顿，外援锐减。加之，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的立场招致阿拉伯世界对其孤立，海湾产油国对其资本输出明显减少。此外，叙利亚对黎巴嫩军事干涉以及谋求与以色列军事战略平衡，军费开支大幅增加，“1984 年国防开支比1978 年增加了3 倍，占1984 年叙利亚经常性开支预算的56%和全部政府预算的30%”。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挤占经济建设资金，加剧财政赤字，同时使国家债台高筑，外汇储备告罄。由于政府重点发展工业战略以及严重的旱灾等自然灾害，农业部门发展迟缓、农民歉收，无力满足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求，国家不得不耗费本已十分短缺的外汇来购买食品工业领域也不容乐观，尽管阿萨德放宽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国营经济比重依然居主导地位，政府对国有部门统管过死，管理不善导致工业企业效益低下。因此，宏观经济全面恶化，“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连续八年国家财政预算赤字猛增。官方估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1982 年至1987 年下降15%，生活水平指数( 由官方消费者物价指数折算人均私人消费量衡量) 灾难性地下降了37%”。

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社会问题凸显。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以及高贫困率已成为普遍现象。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工人以及中下层政府雇员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无力应对不断攀升的物价所带来的生活负担。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移居城市，但他们却处于贫困的边缘，生活条件恶劣，又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1965—1980 年间，大马士革人口翻了一倍，从678 000 增长到1 327 000人。城市人口激增导致首都有增无减的住房危机。飞速城市化遍及全国，1960 年只有总人口的37． 5%居住在城市，到1980 年代初期已经超过一半，城市化将来自农村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一个区域，更加剧了贫困。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人们的政治认同危机。”

而政府和复兴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从事各种不正当的交易，进而成为大发横财的“暴发户”。自叙利亚卷入黎巴嫩事务以来，黑市剧增，军用卡车里经常藏有从黎巴嫩走私而来的非法商品，阿拉维高级军官成为新权贵，他们奢靡腐化的生活招致逊尼派中下阶层的愤恨，于是他们开始与穆斯林兄弟会联手反对现政权，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植根于贫穷、耻辱、失望和怨恨中，产生于包括从外部引进的及当地伪造的各种政治经济的灵丹妙药失败后”。由此，阿萨德政权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政治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 二) 政教冲突与社会阶层矛盾激化

阿萨德上台后，努力消解教派冲突，一方面，向宗教势力妥协，在新宪法中增补“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的条款，并通过参加麦加朝觐等凸显总统的穆斯林身份，重视利用伊斯兰教的影响加强政府的地位; 另一方面，继续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非法组织，运用军事安全机构进行严密监视，坚决镇压他们的叛乱活动。总的来说，政教冲突在1970 年代初期并没有对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然而，两者关系因政府军介入黎巴嫩内战而急剧恶化。1976 年6 月，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支持内战中的马龙派基督徒反对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此举被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视为“倒行逆施”。穆兄会指责阿萨德政府充当马龙派基督徒、以色列和美国的代理人屠杀穆斯林，号召以“圣战”推翻不义的统治者。随后，国家经济的失衡等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阿萨德政权与穆兄会的关系在70 年代末最终演化为武装冲突。

在此期间，穆兄会以军事手段展开所谓圣战，以1979 年6 月袭击阿勒颇炮兵学院最引人注目。此次事件导致60 余名学员死亡，其中多数为阿拉维人。作为回应，阿萨德逮捕了数百名穆兄会成员、乌里玛及不同政见者，大多数人被处决。9月，拉塔基亚省再次发生反阿拉维派的暴力袭击，报道称超过40 名阿拉维人被杀。阿萨德政府在国内掀起反对穆兄会的政治宣传运动，把穆兄会描绘为接受伊拉克、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津贴资助的“匪帮”。

1980 年3 月，阿勒颇市商人为抗议政府控制物价，宣布举行全市总罢市。与此同时，穆兄会积极联合其他城市反对派势力组织示威游行。不久全国各地律师、工程师、医生和学者协会纷纷发表声明，要求解除国家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结束宗派主义统治。这是阿萨德执政以来复兴党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为了防范更广泛的伊斯兰革命，政府派遣1． 2 万人的部队进入阿勒颇市展开围剿。数百名抗议者被杀，大约8 000 人被捕。1980 年7 月7 日，阿萨德政府发布第49 号法案，将加入穆兄会定为死罪。

阿萨德政府与伊斯兰势力最终摊牌发生在1982 年2 月的哈马市。哈马市是伊斯兰圣战者的大本营，长期是反政府人士聚集的中心。经济问题恶化了小商人与工匠、农民与新型工人之间的关系，商人的愤愤不平与圣战者的仇恨交织，大约500 名“神圣战士”袭击了哈马的行政中心———政府大楼、警察局、复兴党党部和情报部门，杀死了250 余名党政干部。随后，哈马当地居民也加入其中，并控制整座城市达10 天之久。阿萨德命令军队包围整座城市，动用重型武器镇压反叛者，两周后平息了暴乱。政府军的镇压是血腥和毁灭性的，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

哈马血案对穆兄会是一次致命的打击，穆兄会从此流亡海外。此后在阿萨德高压统治下，国内再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但阿萨德政权却付出了高昂代价: 前10 年执政累积的政治权威及其统治基础丧失殆尽，阿萨德政权因被看作是阿拉维派野蛮的军事独裁政权而陷入孤立; 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不仅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与阿萨德政权对立加剧，而且政权的基础军队和农民阶层也出现裂痕，越来越多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站到政府的对立面，逐步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联盟———解放叙利亚全国联盟，并于1982 年3 月发表声明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推翻阿萨德独裁统治。

(三) 权力争夺与政治稳定重建

伴随经济危机与国内局势的动荡，阿萨德政权高层又因阿萨德健康状况的恶化而爆发了权力之争。阿萨德长期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1983 年11 月因长期劳累两病齐发。“阿萨德罹患重病，其领导效力受到削弱，无法事必躬亲，但他拒绝将权力委托他人，依旧在国家大业上亲力亲为。加之与以色列对抗带来的沉重的军队建设开支，他不断衰减的领导力造成80 年代国内民心不稳和身边亲信对权力宝座的觊觎。”患病期间，阿萨德的胞弟里法特·阿萨德( Ｒifat Assad) 向总统宝座发起挑战。

里法特是阿萨德依仗和欣赏的胞弟，曾担任精锐部队禁卫军的司令，并于1982 年因镇压穆兄会而名声大噪。然而，阿萨德并不想让他继承权位。在患病期间他成立六人委员会负责国家日常事务，但不包括里法特。这样的安排在阿拉维派权贵中造成震动，他们害怕阿萨德病逝后权力易手，因此转向支持里法特，禁卫军司令这一要职又为他提供了便利条件。1984 年2 月，里法特将部队派驻到大马士革市内和郊区要地，准备接管政权。该企图遭到仍效忠于阿萨德的军官的普遍反对甚至武装对抗。对于胞弟的行径，阿萨德感到愤怒和难堪，立即将里法特指挥的部队从5 万人削减到1． 8 万人，并将里法特调离军界，任命他为有职无权的副总统。同时，阿萨德在清洗军中的反叛将领、改组政府时，破天荒地任命了3 位副总统。名义上是为了减轻工作负担，但真实意图是在可能的继任者之间实现权力制衡。

“里法特与阿萨德之间长期的权力斗争最终在1985 年1 月5—20 日的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画上句号，里法特形式上重新当选复兴党地区委员会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被孤立，很快被流放到欧洲。”同时，在“八大”上阿萨德调整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党、政部门和群众组织的控制，政局趋于稳定。“在1985 年2 月的总统选举中，阿萨德作为唯一候选人以99． 97%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1980 年代后期，民众对经济状况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并演化为公开批评政府无力应对经济社会危机。1987 年11 月，阿萨德大刀阔斧地对政府进行改组，任命马哈茂德·祖阿比( MahmoudZuabi) 担任总理，组建了新一届内阁。新政府奉行阿萨德的指示，通过渐进的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在大力发展农业和石油产业的同时，鼓励非石油和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放宽私营经济，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最终扭转了经济困局。经济形势的好转对扭转动荡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助推作用，国内政治日趋稳定，也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回升。

三、20 世纪90 年代: 阿萨德政权治理能力衰减

20 世纪90 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叙利亚失去超级大国的扶持，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威胁。全球化浪潮又使阿萨德政权面临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压力，阿拉维少数派专权，阿萨德健康状况恶化及长子意外身亡又使政治继承问题凸显，阿萨德政权治理能力再次急剧衰减。

老年时期的哈菲兹·阿萨德

( 一) 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压力

冷战终结，彻底打破了两个平行市场的分野，原东方国家全面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世界经济迎来了全球化时代。 然而，叙利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日趋边缘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影响到政治稳定。正如安东尼·麦克格鲁( Anthony McGrew) 所说，全球化常与“民族国家的危机”密切相关。

1990 年代叙利亚国内局势也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肇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更多自由化压力。因此，“叙利亚面临欧洲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前同样的困境: 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并行经济’。虽然经济若要繁荣需要更大程度的私有化、自由化，但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则意味着极权统治的瓦解”，“政府意识到它不能忽视新兴的民营资产阶级( 它的许多成员是特权阶层的子女) 和老派大马士革商贾阶层，这一群体要求更广泛的改革以及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不得不颁布一系列法律来予以满足。1991 年5 月，通过了10 号法案，在传统国家垄断的行业鼓励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

在10 号投资法的刺激下，阿拉伯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纷至沓来，私人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大幅度提升。“用于各项基建工程及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已经恢复，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外汇生成，叙利亚币值相对稳定，私营部门的资本份额、生产和出口的增长达到1963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国内外报纸报道叙利亚经济以6%—7% 的速度激增。”然而，单一的鼓励投资法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满足经济自由化的需求，“因为它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的具体问题，而非要改变经济体制”。

从政治稳定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破产或私有化最具政治敏感性。长期以来，阿萨德政府认为国有经济是保证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不愿意放松对国有经济的控制，也不允许经济向自由化方向走得太远。换言之，政治利益制约着经济改革战略。阿萨德政权的支柱阿拉维派由于受政府保护，在商业、政府和军事等部门都居于优势，而经济自由化改革将动摇阿拉维派的优势地位，使得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逊尼派获益，因此，当权者对自由化并不感兴趣，而且一旦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产生矛盾时，当权者必然会牺牲前者。

受海湾国家援助的增加以及石油工业发展的有利影响，叙利亚经济在90 年代初年增长一度达到8%。然而“如此多的增长是暂时和数值的，而不是结构性和持久的。同时伴随经济增长，政府官员和叙利亚的商业社会成员之间的腐败和后门的交易增长地更快，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寻租行为。最终，经济的‘增长’封顶于1994 年，此后开始下降”。1990 年代后期，叙利亚不仅失去了经济改革的动力，而且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等，在成为政治稳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挑战并消解着阿萨德政权的国家治理能力。

( 二) 民主化与精英凝聚力的分化

伴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在逐步提高。“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阶层的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为了应对来势汹涌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改革压力，阿萨德政权不得不摆出改革的姿态，开始营造政治民主化的氛围。这在1990 年的人民议会选举中得以体现，这届人民议会议席由195 席增至250 席，其中1 /3 为独立人士，他们代表了新兴阶层或以前与复兴党政权较为疏远的阶层或利益集团，包括部落领袖、地主、城市职业者、学者、商人，特别是新的商业阶层和私营企业代表。另外，1991 年12 月启动了公民投票选举总统的程序。与此同时政府大赦2 814 名政治犯，其中主要是穆兄会成员，截至1995 年大约有5 000 名政治犯获释。但是原定接班人、阿萨德的长子巴西勒·阿萨德( Bassel Assad) 的意外身亡使阿萨德政权再度紧张不安，为了避免高层争权，他将一批元老级官员解职，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导致有限的政治改革便止步不前了。

当政治现实与政治期望产生落差时，就会引起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不满，并发出改革现存政治制度的呼声，政治稳定与政治变革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民主躁动就会促使统治精英的危机感加剧。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又对一向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叙利亚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在大马士革街头，出现了打倒专制的口号和标语，一些要求推行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主张也出现在私下议论和传单中。但阿萨德从苏联解体中获得的最大教训是，任何要求民主化的行动都必须遏制，任何政治上的变革都将导致国家失去控制，都会给他的政权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1990 年代阿萨德政权处于权力交接的关键期，如有不慎，占总人口12%的阿拉维派或将失去政权，愤怒的多数派将会重返权力中心，甚至会带来对阿拉维社团的报复性清洗。“阿萨德和他的政府深知在政治开放的方向上迈进一步，都有可能将他和他的家人以及整个阿拉维族群扔进‘历史的垃圾堆’。”［26］关于民主，阿萨德重申: “我们人民采取的民主政治不是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架构。其产生、发展和更新依赖于我们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底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是无法从某些国家进口得来的。”基于这样的理念，阿萨德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表现得也更加小心翼翼。

( 三) 宗教少数派统治与政治继承危机

进入1990 年代后，随着阿萨德年事渐高与健康状况的恶化，阿萨德政权进入权力交接的敏感期。阿拉维少数派的阿萨德家族能否继续执政，以及如何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和如何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就使得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中年时期的哈菲兹·阿萨德

长期执掌党政军大权的阿萨德深知，在他苦心构建与经营的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结构中，任何其他力量的单独崛起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坍塌。“当他死后，一些元老级人物将为权力展开角逐。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极有可能造成阿萨德政治体制的崩溃。然后叙利亚政治将回归之前派系纷繁、军人干政、政治动荡的历史困境。”［32］同时由于阿萨德政权是宗教少数派阿拉维人占主导地位的宗派主义政权，长期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此十分不满甚至仇视，并且已经造成极大的社会隔阂。加之，阿萨德“奇里斯玛式”( Charismatic) 领袖人物生命的有限性必然带来的威权衰减甚至缺失，阿萨德体制面临严重挑战。

阿萨德长子巴西勒·阿萨德是具备较高政治素养的，也是阿萨德心目中最理想的接班人，阿萨德对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帮助他在党政军中树立个人威信。然而1994 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巴西勒的生命，也使阿萨德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接班人计划严重受挫，致使政治交接问题更加突出。阿萨德力排众议，竭力培养次子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ssad) 接班。在阿萨德的精心安排下，巴沙尔开始了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一方面，阿萨德首先将其送进霍姆斯军事学院受训，5年后晋升上校军衔，让他获得在军队供职的经验。此后，他被授权负责黎巴嫩事务，以证明叙利亚的战略利益在他的手中完全可以放心。同时，还让他负责信息技术工作，支持使用英特网，意在获得青年一代的拥护。另一方面，阿萨德加紧建立以巴沙尔为核心的新领导层，并利用媒体和舆论扩大巴沙尔的影响，树立亲民形象。阿萨德还利用他的绝对权威，将有野心的老臣逐一铲除，为其接班铺平道路。1990 年代末，叙利亚政坛高层变更频繁，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总参谋长希克马特·谢哈比( Hikmat Shehabi) 、情报部门主管巴沙尔·纳比尔( Bashar Nabil) 等一批老臣被解职，一些阿拉维派年轻人得到提拔。经过精心培养和铺路清障之后，巴沙尔最终子承父业，实现了权力交接。

    巴沙尔·阿萨德与父亲、母亲             

但是，巴沙尔虽然继承了其父的政治体制，却如同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交接一样，他并没有能力继承其父的个人魅力与政治威望。故此，巴沙尔上台后便开始清洗复兴党中的元老和异己力量，培植个人亲信、树立个人权威，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削弱了阿萨德政治体制的权威性，特别是削弱了巴沙尔政权对叙利亚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社会的控制能力。“9·11”事件后，叙利亚国际与地区环境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倒萨战争”及其之后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又从外部严重地削弱了叙利亚的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阿萨德时期传统的政治基础已经无法再为新生代领导人提供有效的政治资源，原有的阿萨德体制在巴沙尔执政后，不得不向弱威权主义政治转型。至此，阿萨德父子主导下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能力严重衰减，2011 年以后叙利亚国家逐步滑向全面内战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