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1日，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东所副教授王晋博士就黎巴嫩局势在《新京报》发表题为《黎巴嫩内阁全体辞职：大爆炸成政治危机引信》的评论性文章。全文如下：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大爆炸，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更震撼了黎巴嫩社会。在爆炸事件结束后不久，黎巴嫩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变革。

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地时间8月10日19时30分左右，黎巴嫩总理迪亚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本届政府辞职。在此之前，迪亚卜称，贝鲁特爆炸是该国地方腐败的结果，“我们与人民一起呼吁对那些负有‘其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的腐败导致了这场已经隐瞒了七年的灾难”。

内阁全体辞职，是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余震”：贝鲁特大爆炸，源于港口官员和机构的管理不善，将大量硝酸铵放置多年，成为了始终悬挂在贝鲁特民众身边的“定时炸弹”。

尽管在爆炸发生后，黎巴嫩政府第一时间开始“追责”，逮捕了十多名涉事官员，同时表示将彻查此事，但是仍然无法平息民众的怒火。

大爆炸也成了政治危机的引信：黎巴嫩政治平衡脆弱、经济发展乏力、疫情传播蔓延三重威胁下，黎巴嫩政治不满意度上升，民众要求变革的声音难以抗拒。留给本届内阁的转圜空间，本就少之又少。

黎巴嫩有教派政治传统

黎巴嫩实行独特的“教派政治”原则，各个团体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来划分国家权力。

黎巴嫩总统归属于黎巴嫩基督徒，总理归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议会议长职务归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副议长职务由东正教徒担任，而陆军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教徒担任。

国内政治派别纷争，是黎巴嫩政治变革的重要阻碍。尽管黎巴嫩国内多个政治派别，如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德鲁兹等教派领导人都纷纷表示，要谋求建立更加团结的政府，但是如何划分权力，成了一个敏感的老问题。

在现实中，黎巴嫩“真主党”以“抵抗入侵”的名义，继续掌控黎巴嫩南部，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派出旗下的武装组织进入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

在过去的几届内阁中，不同的政治团体往往就黎巴嫩总理和一些重要部长人选，长期争执，导致黎巴嫩政府缺位。

尽管黎巴嫩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等主要教派的政治家族逐渐由80后成员接管，但是如何破除既有的教派政治传统，仍面临较大挑战。

黎巴嫩无法脱离地缘政治的“地心引力”

外部势力的干涉，是影响黎巴嫩未来政治走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独特的“教派政治”体系，给周边国家的干涉和渗透，提供了机遇和土壤。黎巴嫩政府领导人往往需要小心翼翼地平衡多方关系，游走在伊朗、沙特、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地区大国之间。

比如，2005年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就因为谋求黎巴嫩的政治独立而遭暗杀，至今案情仍然扑朔迷离。

尽管2011年后中东地缘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叙利亚由于内部战事陷入纷争无力继续干涉黎巴嫩内政，但是外部国家对黎巴嫩的干涉仍然存在且明显。

拉菲克·哈里里的儿子、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下被迫于2017年辞职，其间甚至一度有消息传出，萨阿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时候被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软禁”。

2020年初总理迪亚卜也是在得到“真主党”的同意后，才顺利地走马上任。伊朗与什叶派“真主党”关系密切，而以色列则长期将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和德鲁兹派，视为重要的潜在盟友。

黎巴嫩的政治规则重塑长路漫漫

黎巴嫩民众的抗议示威浪潮，其实可以被视为2019年黎巴嫩国内民众示威的一个延续。

在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中，参与民众大多数是80后、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人，他们要求采取政治改革，打破现有的“教派政治”体系，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结构，构筑强有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

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后，民众的抗议之声仍然是要求废除“教派政治”，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国内经济发展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疫情防控等敏感议题。

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传统，以及现有的政治规则，是1943年《民族宪章》以及1989年《塔伊夫协定》等重要文件设计的，更是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力量对比下形成的。

黎巴嫩民众希望构建的，是突破既有的“教派政治”藩篱，形成新的统一的政治体系。但是这种诉求，意味着要破除旧有的“家族-教派-国家”权力网络，构筑新的“黎巴嫩人”政治身份内涵，涉及各个教派关系，涉及黎巴嫩国家属性和政治身份内涵，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黎巴嫩的政治规则重塑之路，刚刚开启，必然长路漫漫。

□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